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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乡土出发的秩序构想（第1页）

2.从乡土出发的秩序构想

清末国家建设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国家面临外来危机而依然衰弱。对此，当地精英以乡土秩序为媒介，以确立整体性秩序为现实手段，并且通过学校教育、地域社会的实践来进行试验。本书关注的乡土志、乡土历史和地理等乡土教育课本编纂虽多以县为单位，但居住于市镇的精英以乡为单位来编纂乡土志，也反映了江南社会的特征。乡土志的编者多数也参与了乡镇志、县志的修纂，在乡土志编纂的热潮之下，可以说乡镇志应当被看作乡土教育的教材来。

清末民国时期的乡镇志、乡土志，依照新的文明观来叙述乡土。这里展示出来的世界观，受到梁启超影响，把文明视为社会进化论生存竞争的结果。例如《陈行乡土志》的作者把“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种与种”——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不同层面上的优胜劣败，视为20世纪世界的景况；在立足于儒学思想的同时，也接受通俗的社会进化论的混合文明观。这样的世界观，怀着因“外力”而导致“内部落后”、秩序崩溃下的危机感，期望经由“改良”“合群”社会来克服问题，恢复秩序。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合群”的实际办法是结合各种中间团体；对《陈行乡土志》作者等市镇精英而言，市镇社会正是“合群”的起点。他们设想从乡土开始，以同心圆的形式向县、省、国逐步扩大，以恢复整体秩序。

回到本书主题—乡土意识—看待上述秩序意识的话，可以发现怎样的特征呢？诚如多数乡土志和乡镇志异口同声地主张那样，通过涵养爱乡心来发扬爱国心。也就是在民族危机之际，为了“民族”生存，个人必须对国家做出贡献的观点，爱乡和爱国之间，是有连续性的前提，本质上毫无差别。这一主张的特征，与日本乡土教育中所能看到的国家集权方向对比起来，就非常鲜明：中国乡土志编者几乎没有提到日本那样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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