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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第1页）

三、结论

根据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确认汉初制定的有关传舍、传马与传车使用的种种律令在汉代，尤其是西汉时期并非具文，确实规范着围绕三者使用而产生的种种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汉代已经存在通过“律令”管理政务行为的体制，以往学界多是根据唐代律令格式，认为唐代是律令制国家②，这种律令制国家论和日本学者所说的贵族制之间有某种呼应关系，背后有时代分期论的影子。现在不断出土的秦汉律令简牍则显示，自秦代建立官僚制王朝起，中国就开始了“律令制国家”的建设。①如果说秦汉与唐代有什么区别的话，或许主要表现在律与令的分工上，以及律内部的分类上，秦汉时期的划分不如魏晋以后整齐明晰。传舍使用不过是透视汉代律令管理王朝日常事务的一扇窗口。

感谢阿部幸信、张文昌、游逸飞先生的指教以及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2009年4月修订

9月再次修订

原刊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2007》，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1—164页。2021年3—4月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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