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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的开拓与建构（第1页）

“新史学”的开拓与建构

——评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

余新忠所著《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①一书（以下称余著），我几乎是在出版的第一时间即获阅读。粗略翻阅之后，情不自禁又反复品读，终于有了一种想写点文字的冲动。在新时期以来“新史学”的发展进程中，这确属一部难得的上乘之作。从某种角度看，新时期以来的史学发展是以“新史学”话语来诠释自己的时代价值的，它以不同以往的新领域、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甚至新话语等，标示了一个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刻意求新的史学成果林林总总，难以确数，在张海鹏主编的《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和曾业英主编的《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总结性史著中，分别已有一个基本状况的展示。一定意义上，新史学的开拓与建构是新时期史学所获功绩的主要方面。

“新史学”的内涵与外延极具争议性。学界据以讨论这一问题的时间与范围几乎可以涵盖近代以来历史学的大部；其释义之宽狭、内容界说之淆乱，因人因事而歧异纷呈。②本文不拟纠结于概念本身之争，只是从问题的学术聚焦和学术讨论的可操作性出发，以两个视角来限定这一学术用语的基本义涵：新时期以来史学演进的新走向或新态势。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的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医疗社会史、区域史以及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革命史等，均可一概目之为“新史学”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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